孙杨禁赛8年裁决被撤销:相关仲裁员有偏见,规则解读引争议

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
2020-12-25 11:34:57

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12月25日刊文报道,“禁赛8年”仲裁裁决过去300天后,孙杨事件迎来最新进展。

 

  12月24日,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官宣,认定国际体育仲裁法庭(CAS)一位相关仲裁员有偏见,支持中国游泳选手孙杨“要求发回重审”的诉请,即把案件发回CAS重新审理。这意味着,在新一轮仲裁裁决出炉之前,孙杨将被允许参与地方和国家队的正常训练,并恢复全球范围内的参赛资格。

 

2020年1月19日,孙杨在2020FINA冠军游泳系列赛北京站400米自由泳比赛中夺冠。(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)

 

  孙杨案件将回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,由新的小组主席带领的仲裁小组进行审理

 

  媒体报道称,CAS的裁决之所以会被撤销,是由于瑞士联邦最高法院认定“仲裁员的指定或仲裁庭的组成不合规则”。

 

  资料显示,裁定孙杨禁赛的仲裁团由三名法官组成,其中担任主席的是意大利前外交部长弗兰科·弗拉蒂尼,2014年后,他一直是意大利体育系统最高法院的成员。孙杨方律师此前递交的一份证据表明,弗拉蒂尼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抨击中国,并发表关于种族歧视的言论。

 

  2018年8月,弗拉蒂尼曾就玉林狗肉节发文称“那些杀狗的野蛮残忍的中国人都应该永远下地狱”。而在2019年,他在转发相关视频时用“yellow face Chinese monster(黄脸怪物)”一词指代视频中的中国人,并称“中国真可耻,假装超级大国,却忍受这些恐怖行为!”

 

  事实上,在此之前,仲裁团的人员构成就曾引发过讨论。据了解,CAS有一份封闭的仲裁员名册,只有该名册上的人才能够在CAS的仲裁程序中被任命为仲裁员,目前该名单上共有10位中国籍的仲裁员,包括3名反兴奋剂庭的仲裁员,均可以熟练运用中文进行交流,但却无人入选孙杨案的裁决三人组。而此前CAS曾有仲裁员与运动员同国籍的先例,因而不存在“国籍回避”之说。

 

  WADA副主席杨扬表示,下一步该案件会回到CAS,由新的小组主席带领的仲裁小组进行审理,“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目前只是收到了一个简短的信息,还没有看到整个判决的详情,等有了更多的详情会进一步沟通。”

 

2019年11月15日,孙杨出席在瑞士举行的药检听证会。(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)

 

  一份通用授权书适用于所有检查人员?规则解读引争议

 

  风波的源头,要追溯到两年前的一次赛外兴奋剂检查。

 

  2018年9月4日晚,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(IDTM)的三名兴奋剂检查官来到孙杨住宅,对其进行兴奋剂的血样和尿样取样。检查过程中,孙杨认为血检官和尿检官的行为举止不符合规范,要求三人出示证件,此后,主检查官出示了国际泳联签发的2018年年度通用取样授权书及自己的IDTM工作证,血检官与尿检官未出示相关授权。由于对检查人员的资质心存疑惑,孙杨拒绝让工作人员带走他的血液和尿液样本。

 

  IDTM官网显示,其总部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,提供“赛外兴奋剂检查服务”是该公司的业务之一。孙杨称,自己曾要求兴奋剂检查机构更换有资质的检查人员,并表示不管多晚都可以等待和配合,但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。

 

  2019年1月3日,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会做出初审裁决:IDTM此次执行的兴奋剂检查无效,孙杨没有兴奋剂违规行为。随后,WADA就孙杨抗检一事上诉至CAS。

 

  对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检查究竟需要履行怎样的程序?WADA的《国际检查和调查标准》(ISTI)中规定,取样人员应具有取样机构提供的官方文件,例如来自检查机构的授权书,以证明其有权从运动员那里取样。在接触时,主检查官/陪同人员应使用前述文件向运动员证明自己的身份。

 

  从初审审判结果来看,对于是否每一位检查成员均需出具授权文件一事,国际泳联与WADA之间出现了分歧。国际泳联专家组认为,在授权和认证方面,ISTI分别规定了主检查官、血检助理、陪同人员的定义,其职责各不相同,因此各人需要分别的授权和认证。本案的三名检查官中只有主检官具备资质,尿检官在未经孙杨同意的情况下对其拍照录像,违反了检查程序。因此,本次兴奋剂检查中获取的孙杨的血样并非合格样本。

 

  而在CAS的听证会上,当被问及血检官和尿检官是否需要出示相关文件证明他们与IDTM的关系时,参与编纂ISTI的工作人员、WADA标准统一处副处长斯图尔特·肯普表示,他们仅需要一份通用授权书即可,这一文件将适用于所有兴奋剂检查人员。最终,CAS接受了这一解释。

 

  孙杨6年接受180次血样检查,兴奋剂检查官的权力谁来监督

 

  与孙杨成绩相伴的,是高频次的兴奋剂检查。2012-2018年间,孙杨总共接受了180次血液样本检查,63次是在赛事期间,117次是在赛事之外,其中,IDTM一共采集了60份赛事外样本,“有时候甚至是一天两次”。

 

  业内人士指出,严格的兴奋剂检查制度,是保证比赛公平的必要手段,多数运动员能够理解和配合。然而,在对运动员施加严苛责任的同时,检查官的检查权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监督,面对大量的兴奋剂检查官在授权方面的漏洞,WADA似乎并没有弥补之意,但其又可以在CAS作为控方来指控运动员违规。

 

  事发当晚的监控录像显示,三名检查人员与孙杨签署一份协议,配文写道——检查人员承认测试“不完整”,并同意不带走游泳者的样本,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授权和证书。视频还显示,主检官和血检官多次离开检查室,将血样置于无人看管的环境之下。

 

  美国记者里克·斯特林在著名反兴奋剂网站上撰文指出,作为职业运动员,孙杨有足够的理由要求测试团队都经过适当的培训和认证,“在国际体育运动涉及大量金钱的时代,需要严防测试的私人承包商存在腐败和渎职的可能性。”

 

  “拿干净金牌”、打造“干净国家队”

 

  反对和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,根本意义是为了保护体育运动参加者的身心健康,维护体育竞赛的公平竞争。一直以来,“拿干净金牌”、打造“干净国家队”,是中国体育管理部门的严格要求,也是中国体育运动员的底线标准。

 

  “在国家层面,我们俗称有‘两库’,即兴奋剂注册检查库和检查库。其中注册检查库中的运动员包含我国最优秀的一些运动员、取得奥运会资格的运动员、公众熟知的明星运动员等,这个库是最优先被检查的,也就是说,是被检查次数最多的。”浙江省体育局竞赛处副处长郑丹丹告诉记者,针对“两库”的检查,均遵循“事先无通知的检查”原则,即兴奋剂检查计划不会事先通知或泄露给运动员及其辅助人员。

 

 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2019年印发的《反兴奋剂工作发展规划(2018-2022)》指出,中国正通过全面加强和完善反兴奋剂理论、法规、组织、预防、查处、诚信、外事、人才和评估体系的建设,构建打击兴奋剂的全方位、网络化的工作机制,形成一套“拿干净金牌”的反兴奋剂长效治理体系,让运动员及其辅助人员“不敢用、不能用、不想用”兴奋剂。

 

  人类在发展体育的过程中,孕育了更高、更快、更强,拼搏与团结,和平与公平的体育精神。中国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,强化拿道德的金牌、风格的金牌、干净的金牌意识,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“零出现”、“零容忍”,同时加强与相关机构的合作,推动世界反兴奋剂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,让公平正义的体育精神得以发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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